誰也不敢說，全球經濟危機的陰霾已經消散。除了美國經濟復蘇的步伐較為堅實，歐元區(qū)和日本的貨幣政策還在放水，中國經濟調結構的任務艱巨，新興市場無一例外都遇到了資金外流、經濟遲滯和通脹困境。
近日發(fā)布的《日內瓦全球經濟報告》認為，債務正在堵塞全球經濟的大動脈，為下一場危機埋下隱患，而這場危機可能從新興市場爆發(fā)。報告援引一項數據說，自金融危機以來，全球總負債與GDP之比已經由2008年的176%上升至2013年的212%。
從美國金融危機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表明，舉債可推動經濟增長也可導致危機。這種辯證法，被經濟危機演繹得淋漓盡致。如今，負債救經濟的新興市場，將扮演全球經濟的“破壞者”？
今年初，伴隨著美國削減量化寬松政策，曾經引發(fā)一波新興市場的資本逃出潮流。這是全球化的反智現象——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復蘇利好應該讓新興市場慶幸，但“應該如此”的抽象邏輯被現實趨利擊得粉碎。全球化不是理想化的國際主義，尤其是最敏感的國際資本，他們的操盤手會選擇最有利的市場進行套利。美國經濟復蘇，國際資本看中的是美元升值的利好而選擇逃離新興市場。長期看，以美國為首的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向好，將是全球經濟走出泥潭的正能量。但是在危機與復蘇的模糊期，美歐等經濟體的復蘇將會造成從資本到信心的虹吸效應，使新興市場空心化。
阿根廷、巴西、智利、印度、印尼、俄羅斯、南非和土耳其等八個新興市場國家，確實各存問題。尤其是政府凈債務占GDP的比例過高，讓觀察家們擔憂其重蹈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覆轍，并產生連鎖反應。但是，這些國家的高桿杠率，恰恰是應對上一波全球危機的結果。如果沒有高杠桿率的存在，這些新興市場根本撐不過上一危機周期的嚴酷考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從美國到日本乃至到現在的歐元區(qū)，維持高杠桿率救經濟已經成為通用的救濟良方。只是在轉杠桿和去杠桿的時機選擇上，各國有所不同。
在上述國家中，危機要素的形成和發(fā)酵，也不僅僅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，而有著人為的地緣政治因素的滋擾。烏克蘭危機引發(fā)的美歐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，打擊的不僅是俄羅斯經濟，也傷及歐洲國家。印度莫迪新政府帶來的改革愿景，使得全球資本對其充滿信心。在多維的利好刺激下，該國累積的占GDP70%的政府凈債務也不再是問題。9月26日，標普將印度展望從負面修正為穩(wěn)定。
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引擎之一，哪怕是當下調結構最艱難的時期。對于中國經濟的焦慮情緒，也是危機論的重要論據。一方面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破8入7；另一方面是中國債務近6年來增長率為14%。關鍵是，中國調結構改革還在路上，能否實現中國模式的持續(xù)穩(wěn)定增長，國際社會似乎缺乏信心。
但必須指出，在后危機時代，美國在貨幣政策常態(tài)化，中國在改革中迎來經濟新常態(tài)。關鍵是，在國際社會對于美歐式債務危機心有余悸的今天，中國正通過《預算法》和《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》，明確地方發(fā)債的透明度和規(guī)范性。中國去杠桿和轉杠桿的能力較之西方國家和新興市場都很強。
不管是樂觀論還是悲觀論，國際社會應該明白這樣的道理：美歐經濟危機，全球全部淪陷；新興市場“有病”，美歐也會“吃藥”。全球化思維對任何市場都很重要，只要中美歐日等主要市場頂住壓力，全球經濟不會再度沉淪。